首先，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是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大学的顾客？如果是，这意味着什么？其理由何在？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是自己缴费而不是通过接受国家资助和奖励上大学的，因而，在经济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顾客。经合组织(OECD)最近进行了一项题为“新供给与新需求”的有关学校之外学习的调查，其主要结论是：对学习的需求不仅来自社会，也来自顾主。他们认识到了技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个人也明白学习利于增加自己的经济机会、提高自己作为公民的消费能力；信息和通讯的进步是产生新的学习机会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它使得学生能够调控自己的学习。这些发展趋势打破大学教育的国家限制，使学生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学习成为可能。通过普及学校教育，在一个世纪以前，受过教育就已经成了进入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今天的理想是要使学习成为贯穿终身的活动，要使学校之外的学习活动与学校教育更好地协调起来。如今这一理想已经部分地得到了实现。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学习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和使用信息，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创造和运用知识的可能性。在论及把学生作为顾客这一问题时，经合组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习不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但是借用“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概念则可以有效地把它同以学习为主要目的服务活动有效地联系起来，其中，可以把个人对从事各种学习活动的愿望和意向称之为“需求”，把有助于有意识地学习的各种教育和训练计划、课程、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它活动称之为“供给”。
如今，世界各地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人是高等教育的主顾，他们中有的是初次上大学，为的是获得初级学位，有的则是作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再次回到校园，为的是学习新知识、获得高级学位、接受再培训，或者只是为了某项技术发明、为了适应社会和商业活动的需要而短期“充电”。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不同，参加大学课程学习与进行缺乏传统大学所能提供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体验的远距离学习的益处不同，我希望大家对此不要有混淆。这不是一篇有关经济学或开放学习的报告，因而我不想花更多的时间来阐述学生作为主顾的角色行为与过程，不过，我个人对当今的学生对高等教育所持的观点是有着浓厚兴趣的，我甚至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从学生的眼光”来看待高等院校和政府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我还有一个有关在欧洲与北美进行学生交流的项目，它由欧共体及其北美对应机构提供资助，其目的不仅在于为学生交流提供方便，也在于通过这种渠道在有关大学之间开展一些互利的课题研究。对其它跨国的、特别是有新的伙伴参加的类似项目，我肯定也会很感兴趣。
接下来，我想先用一些简单的数字来说明联合王国的开放大学的成功。我们可以从入学和机会的统计数字中看，按照经合组织的报告，开放大学拥有十五万学生，这一数字相当于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theNationalUniversityofDistanceEducation)的学生数，是日本广播电视大学学生数的三倍。而且，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材料，现在50%以上的英国大学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远程教育，加拿大的70所大学中的40所、法国57所大学中的一半以及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有某种形式的远程教育。
那么，我们有必要再来说说信息革命及其对大学的影响。我不希望刚才的介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信息和技术的影响就是解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学校资源减少问题的答案。纳塔尔大学(theUniversityofNatal)副校长布兰达·戈雷(BrendaGourley，南非第一位女副校长，1997-1998年英联邦大学协会主席）在谈到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地位时，曾经质疑新技术对教学与学习的作用，以及当政府把新技术视为要补充传统教学方式而不是将其作为与传统的教学方式对等的一种选择时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危害。英国开放大学校长约翰·丹尼尔(JohnDaniel)在进行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成本─效果分析时，对这种危害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提醒我们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短缺的，大学又不得不通过收学费的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因而，远程教育就会被列入到议事日程之中，开放大学也就会因为能大幅度地降低成本而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也是在对二十一世纪预测时，英国哈伯赛德大学(theUniversityofHumberside)校长罗吉·金(RogerKing)教授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界限正迅速消融，大学将要面临向学生提供适当的教育并使之适应这一世界方面的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人们建立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其中许多是国际间的，这又可能带来国家利益和商业主义（也是把学生当作主顾）问题。加拿大联邦学习委员会现任主席达那哈吉(Dhanarhajn)教授在1996年11月联邦教育委员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也认为，他对政府的干预和影响表示担心，对于未来新的学习技术是会仅仅强化“北方”高等教育的优势，还是会有助于促进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全球教育，他也捉摸不定。当然，他希望南北合作，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在英联邦，人们对在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规模、通过目前日益兴起的国际授权方式促进世界边远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英联邦的边远地区，也存在着如何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提高水平和需求问题，在英国150万在校大学生中，有1/10是来自海外的学生，这些学生中的1/3是全日制研究生，近百分之十是全日制本科生。自八十年代早期政府对海外学生实施收取全额费用以来，海外学生的绝对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海外学生所学的常常是职业性学科，如工程和技术、法律和商业、管理学等。其中研究生以学商业和管理的居多，本科生以学工程和技术的最多。必须说明的是，此处的“海外学生”并不包括来自欧共体国家的学生，在欧共体国家中，留学生较多的几个国家是：爱尔兰，13,000人；希腊，12,000人；德国10,000人。我还非常高兴地发现，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学生在非欧共体国家中仍然是最多的，其中，马来西亚14,000人，中国/香港10,000人，而来自美国的学生仅7,500人。
英联邦与远东的联系，包括新加坡等上面提到的国家扩大了英国与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商业活动的范围。但是，英国也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激烈竞争。直到最近，我还向欧共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应该通过与澳门（它将在1999年脱离葡萄牙的统治）达成某些协议，以加强与中国和亚洲的联系，这一地区有着巨大的贸易潜力，不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应该通过高等教育这一手段，维持和发展与这一地区的联系。
下面我想再集中谈谈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首先要谈的是新南非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问题。从1973年起，我多次到非洲旅行，并作为世界银行和英国文化委员会成员从事咨询活动，1973-1978年是在塞拉利昂，随后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委托在坦桑尼亚从事高等教育方面的培训和咨询工作，1982-1985年曾先后两次访问马拉维，在这非常美丽与极端贫穷的国家，就小学后教育问题，向该国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意见。其后是为津巴布韦的大学和教育部长做咨询工作。九十年代初我还在南部非洲成功地主持过两次区域性国际高等教育会议，其中1993年在马拉维举行的一次是南非和东非大学教育的最高级会议。这一会议不仅把南非大学的管理者带到一起，也使他们第一次成为南非的管理者。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南非重新设立办事机构后，我有幸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为南非高等教育的咨询员，随着南非大选的结束，南非又重新加入了英联邦，我负责向英联邦教育委员会提交过一份关于新南非教育咨询报告。这些经历使我对南非高等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94年5月24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在一个向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道：“我们必须大量地投资于教育和培训，以实现我们关于开展至少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承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教育和学习，并在全国形成一种重教重学的风气。”他还说道：
“青年是国家的财富，没有青年就没有国家的未来。青年对学习有着巨大的、迫切的需求，他们是国家重建和发展计划的核心。政府将与青年一道，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倍受尊重的青年发展全国委员会，政府将与该委员会共同努力，以确保‘将培养青年作为国家重建和发展计划的核心’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并不是曼德拉先生的这一讲话首次把教育列为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在此之前，对与教育有关的国家重建与发展计划已经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草案，非洲国民大会也由其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教育和培训的政策纲要草案。这两个文件清楚明确地表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纲领，其中对教育的有关认识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写入了未来发展政策与规划之中。没有出现任何矛盾和冲突，各项政策被广泛推行。
在南非1998年初付诸实施的新高等教育法中，对高等教育的目的表述如下：
满足个人学习的需要，发展个人的智力和能力，高等教育为个人充分利用自身才能、充分把握社会赋予的自我实现的机会提供帮助。高等教育在配置个人发展机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在知识驱动并依赖于知识的社会，高等教育向劳动力市场提供现代经济增长和繁荣所必需的有能力和专长的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应通过教学和训练，使人们掌握专门技能，以便进入专门职业领域从事管理、贸易、工业、艺术等方面的工作。
高等教育培养明智、负责的、能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公民。这种公民不仅应承担社会的共同义务，还应具有评价、更新观点、政策和实践的反思能力和愿望。
高等教育直接进行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评价。它的目的是通过教学和研究活动，保证人类各个知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探究活动能得以延续和发展。
“……高等教育可以对南非的重建和发展做出潜在而重要的贡献。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提供必要的科学研究，提供对高级技术人才的培训，创造有用的知识并以必要的知识武装一个发展中社会，使其有能力和有效参与迅速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我想，这一恰如其分的表述也适合于其它每一个国家。
南非并不是唯一拥有专门的委员会并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查的国家。我们当然很熟悉我们本国由罗恩·迪尔赢爵士(RonDearing)领导的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与之相呼应，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也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纲要，它必将对今后20多年澳大利亚的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罗德里克·韦思特(RoderikWest)主持一个工作小组，考察大学在适应未来二十年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需要的能力，研究包括公共和私人投资在内的高等教育财政策略，分析工业发展对毕业生及教学、研究和课程内容等的要求。新西兰也正在对其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类似的调查研究。
在美国，正如克林顿总统在连任之后向全国工会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把教育列入了未来四年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改进美国教育十点计划中，他计划向高等教育增加拨款，以支持学生贷款计划，增加联邦奖学金。克林顿总统还建议增加所谓的减免存款税(taxcredit)政策，另外，如果是为了交付上大学的费用，个人最多可以从预备的退休存款中支取十万美元而免交提款税。他的这些建议受到议员的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会导致大学乘机抬高学费，这对那些由于经济原因而不能或很难上大学的人群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当然，由于克林顿总统反复强调“要使更多的人能有机会终身学习、终身挣钱”、“要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从事教学工作”，看来，他的上述建议的实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不过，议员们也强调，这些计划必须旨在帮助学生而不是院校，并声称：“美国人民正对这一改革的结果拭目以待”，“必须用这些税收来增加低收入学生的入学机会”。这些说法又一次使我联想到把学生当作市场中的顾客的观点。
对信息社会电子技术所带来的奇迹，已经有不少的著述和颂扬。通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世界，不仅创造了吸取某个领域专家智慧国际会议形式，而且最终当我们步入信息社会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会议形式将会不复存在。１９世纪北美人的开拓精神曾经创造发明了那个时代的铁路、蒸汽机和电报技术，如今，与他们的先辈一样，北美人又在综合运用微电脑、软件和电讯，创造属于下一千年的信息社会。鲍比·戈塞尔(BobbyGodsell)是一个全球最大的黄金公司的总经理，在于开普敦举行的第十次大学行政人员国际研讨会上，他对未来高等教育在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前景方面有过精彩的发言。他认为在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将会发生变化，信息社会将创造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市场，每天24小时都可以在香港、东京、纽约、法兰克福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将使终身职业不复存在，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雇于某项工程，成为“工程雇员”，因而，戈塞尔先生认为，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大学应该不再只是或主要是培养某种职业所需的人员。这与目前来英国留学的学生主要从事与专业或职业相关的学习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在未来社会，“职业”(career)这一说法也将不复存在，将只有少部分人有自己的专业(profession)，人们将服务于广泛的和灵活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因而，在未来新世界中，大学不应该只是一个技术工厂，而应着力于培养具有竞争能力的人，这种人不应只会运用现有的信息技术程序，而且还应该会自己设计这种程序。他还认为，如今流行的重视实用忽视理论的做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大学应该加强通识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甚至要超过目前许多评论家所建议的程度，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发源地，大学教师应该是“思想工程师”或“智力企业家”，这种企业家应能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形成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的社会价值。教学活动应该是一项工程而不是一种工作。大学将不得不利用那些能在一定的阶段、以适当的方式从事教学活动的经济界人士的力量，而雇用的时间和地点则不得不由这些人来选择。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大学应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也应该由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我个人怀疑戈塞尔先生缺少了对精神的关怀，也忽视了大学在增进人际关系和友谊方面的重要意义。激动人心的信息革命确实已经开始了，它如近一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工业革命、原子科学、空间技术、医学进步等一样，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知识的前沿。为了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人们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发展，科学和技术都必须与先进的工业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不论是政界还是整个社会都应该意识到：一旦松懈就会落后。
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些发展中国家大学的朋友们。由于图书资料的价格飞涨，他们已无力购买这些必需品，更不用说获得教学和研究资助了。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一些政局不稳的非洲国家，经常有公开的学生抗议、冲突及骚乱。我们可以发现，就象英国一样，年轻人上大学机会稳步上升，上大学的人数不断增长。然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献认为，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危机之中，表现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入学人数不断上升，而质量不断下降；对公共资源的利用缺乏效率；学生退学率上升；课程重复。此外，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却远远高于中小学。对大学的管理机构的领导对于资源的应用和可信程度都值得怀疑。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很可能不能取得任何进展。世界银行认为，促使高等教育私有化是头等重要的，另外，在缺乏令人满意的责任汇报制度、管理效率和质量保证之前，不应该向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提供他们已习以为常的资助和奖励。对此，我却并不完全赞同。对非教学和研究部门实行私有化管理是可以的，住房、伙食、维修、交通、书店等应该可以盈利而不应该是亏损，所以，在调查浪费和低效问题时，应集中注意这些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们却确实需要我们的资助和鼓励，需要有机会学习我们管理复杂的高等院校的经验。
回过头再来说说周边国家。欧洲联盟已经制定了一些新的称之为“苏格拉底”或“达芬奇”的计划，只是其程序过于烦琐，管理也太官僚，能改一改就好了，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能有资格与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同事一道工作还是令人高兴的，他们在应付来自管理和领导方式的转变和挑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感到兴奋和激励的世界，高等教育在增进各国社会财富方面仍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用。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我们将会从促进国际间师生交流、加速全球通讯网络化的过程中受益。必须明确的是，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只有能进行思考，并迅速作出反应的人才可能获得生存的空间。
(文冬毛译闫凤桥校)